北京西什库教堂，最初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于清康熙三十二年（）修建。

作者按：《戴梦得拍片记》系列暂时拍不出（八）了，文章不能硬挤。临时找出《姥姥的阿木鹤》这篇旧文充数。

像和朋友聊天，阿木鹤的初稿一晚上就写好了，发表在湿瓷绘，原题是《我姥姥吴淑芳》。两年后重读，依然边看边乐，但据说我五舅看哭了。

姥姥的阿木鹤

我姥姥叫吴淑芳。作为晚辈，直呼长辈的大名不礼貌，可只有这样，才足以表达我对姥姥无限的敬意与深深的缅怀。

我家刚有录音机时，我请姥姥唱歌录音，之前进行了专访。我的第一个问题十分尖锐：吴淑芳女士，您和刘淑芳的差距在哪里？她的《鸽子》和《宝贝》很好听。您的成名曲、代表作是哪一首。

姥姥对着大板砖认真地大声回答：我是吴淑芳！我五舅在旁边批评了我，认为我对长辈没大没小，但吴淑芳不介意，接受采访相当过瘾，她意犹未尽。

就是这次录音，我对姥姥有了新的认识。发现她竟然会唱法语歌！我姥姥有许多拿手歌曲，从五彩云霞到一条大河，历年的流行和经典她都会唱。北京冬天的夜晚，姥姥在家中把所有曲目从头到尾高歌一遍，整个房间升温两个八度，唱得春暖艳阳。直到安可前的最后一首，她依然底气十足，嗓音嘹亮。

姥姥在西什库教堂的唱诗班唱到十七岁离开，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法国嬷嬷身边度过的。文革破四旧，姥姥烧掉了和同伴们跳“葡萄仙子”的舞台照片，很可惜。

小学三年级，我考入北京市少年宫合唱队，一直到初一，每周去景山那里两次，和童年时期姥姥的熏陶有关。那时的录音机像块大板砖，因为是处女录，姥姥十分重视，她唱了三首保留曲目后，指着录音机问：我唱首法语歌。这个能录吗？

我第一次从姥姥这里认识法语。所以，歌词是什么，我不懂。问她也说不清。我没听人说过法语，但并不影响我的判断。我坚信，法语就是我姥姥说的这样，她的口音是巴黎的。虽然我对巴黎全无概念。

姥姥用小舌打的一连串高难度颤音把我给震住了：东方夜莺小迪里拜尔！她的歌声如枝上*鹂、婉转动听入云霞。一首完整的法兰西歌曲一气呵成，唱了大约四分钟，至少三个段落，中间有副歌重复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全北京会唱法语歌的有识之士也不多，我姥姥是之一。大学时我选修了法语，想起姥姥歌曲里重复多次的一个字“爱”，阿木鹤。

姥姥对于我，也是一个字，爱。用法国话说是三个字：阿木鹤。

我出生五十七天到进大学，一直在姥姥身边。姐姐比我大五岁，听大人说，有一次，我从床上掉到地上，她当场质问姥姥：你怎么看的我妹妹？我姐认为她姥姥太马虎，不会看孩子。当时如果我能说话，一定劝她别这样讲。人生难得是马虎。

姥姥年出生，清朝人。见证了民国，横跨*阀混战，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新中国成立，土改三反五反，反右大跃进，文革、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改革开放，所有重大事件一个没落，直到一九九零年八十四岁，没迈过去这个要命的坎儿。

依据我的粗略观察，她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，实际上却对改朝换代浑然不觉，没有清醒的认识与分析，只活在自己的柴米油盐、一亩三分地里。

姥姥的家在北京香山门头村（馒头村），即现在香山植物园附近。七十年代末，我四舅骑着自行车，驮着我和表妹去门头村访古。村里没见到一个人影，安静到冷清。

姥姥是满族，她的父亲名叫碗扣爷，是没落穷困的八旗兵，做到班长或者排长，负责保卫一骨节儿城墙，相当于现在我们小区的保安队长。姥姥会唱法语歌，按照她接受采访的说法是：我苦出身，父母都死了，没办法，进了法国人开的孤儿院。

当年我的采访经验有限，未能刨根问底，错失亲自了解姥姥的良机。现在回想起姥姥的这段法兰西孤儿院经历，错过一段北京版的雾都孤儿。

姥姥天生自带满族DNA、独具孤苦伶仃的气质，又夹杂了少许后天的法兰西式傲骄。这两种气息混搭，影响了我二十年，让我身上多少也混杂了这一中一西、一古一今的落魄与阿木鹤。

姥姥对我的爱渗透在她为我做的每一顿饭，说的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一顿打骂里。我上小学前记事起，每天早晨自己叠被子。必须按照斯巴达·吴的要求，叠成*队的豆腐块。

叠好后摞在另一床被子上，上面围一块布，两个角缩进去，折叠成花样，从侧面和正面看，两个被子要浑然一体，但我怎么摆弄都叠不出吴氏标准的严丝合缝。

我姥姥站在床边举着鸡毛掸子，一看被子还没有浑然一体，上来便打。姥姥自己也叠不出她要求的整齐，所以怎么教均不得法，好在人挨打后进步快，总算得了她的真传，把布妥妥地罩在被子上。

姥姥缝被子，和手巧的正常人也不一样，看上去费劲吃力。作为独生女，她的气性大、脾气又急，有一次缝着缝着，气性突然来了，必须躺下赶紧休息。

我成年后根据弗洛伊德原理分析，姥姥打我是因为她内心的伊沟超强，恨我们这两块铁都不能成钢。

这笔账要算到帝国主义开办的孤儿院头上，她也许在里面遭到过*打，否则，我早晨一睁眼，还没下床，怎么就莫名其妙地挨了揍呢。别人的早晨是从一轮旭日东升开始，我的则是一顿劈头盖脸的鸡毛掸子打。

我对姥姥的记忆里，鸡毛掸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，代表强权压迫、不服和反抗。

刚上小学不久，我和同学去展览馆玩儿，天一下就黑了，我紧赶慢赶地往回跑，遇见我老姨说，快点回家去吧，姥姥正四处找你呢！听了这句，我的汗毛猫一样地乍了起来，提心吊胆狂奔一路。

等进了院门，最先听到的是姥姥在骂小死丫头子，看到黑暗中扑天盖地压过来一个黑影，和伸出来的鸡毛掸子。事过多年，记忆已模糊，但这个氛围笼罩下的阴影还有残余。

姥姥把有鸡毛的一端攥在手里，硬竹竿的部分，落到我的脑袋和肩膀上。经过那次记忆犹新的打，我绝对不会再因为贪玩，忘记回家。姥姥用简单粗暴的鸡毛掸子教会了我做女孩必须知道的道理。

北京展览馆

想起姥姥，过去的记忆渐渐显影。我家不远的一大块空地上，高高架起几块大平石板。在一个小孩眼里，起码两层楼高，下面是厚厚的沙堆。七十年代初，娱乐活动少，从上面往下跳，莫名上瘾，不知疲倦与害怕。

我的高空最后一跳，由于兴奋过度，乐极生悲，咬破了舌头。涂上紫药水，说不出话，吃不了东西，晚上躺在床上直哭。

恍惚间，一位温柔女神降临，姥姥仿佛换了个人。我趴在床上，她抚摸着我的后背，舌头的疼痛瞬间缓解。姥姥化身圣母玛利亚、观音菩萨普渡了我，把我从床上背起来在地上来回走。即使其他细节记不清了，这朦胧的一幕清晰如昨。

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，据说我去动物园看骆驼，受到惊吓。姥姥在动物园的一棵树上系了块红布，又在沿途几个关键的地点，施了法，念了咒，把我被骆驼吓掉的*叫了回来。

老人带孩子真心不易，我从床上跳到桌子上踩空，胳膊骨折，去医院打石膏，还有脑门上被其他小孩的铁环碰破，去医院缝针落疤，都是姥姥带着去的。我妈提示，她也从学校赶回、参与了现场抢救。

姥姥对我的照顾一点一滴，不起眼，凝聚成的是阿木鹤。我看别人有羊拐，很想有，姥姥二话不说，去旁边的肉店，给我要回一个大猪（牛）拐。这只猪拐猪蹄子一样大，整个脚斜翻过来是歪的，但姥姥的一片爱心大如蹄子，我捧着这个畸形大拐端详了好多天，不敢让它见人。

看到同学们有小花布缝制的小包，也像羊拐一样CHUA着玩儿(三声），我回家念叨了几次。姥姥不像其他心灵手巧的女子擅长手工，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给我缝制了一个，这包也是独此一家，不让猪拐。

创作灵感之源。姥姥的小布包参考了烙铁的重量与风格款式，和棉窝的厚实丰满。

别人的布包三角形，粽子糖大小，里面塞进半满的小米，软乎乎的小巧可爱，一手抓七个。姥姥特供的这个大包，我第一眼见到就十分失望：颜色是老头灰的，形状是老头鞋的，单手抓不起来。跟我家的大烙铁一样，比烙铁还大、显着更沉。里面装满*豆还是红小豆，不留一点空隙，十分磁实。

用脚踢包，脚被沉重的豆包反砸回来，咯撞得生疼，相当于脚脚踹到铁上。后来姥姥把豆包改良了，倒出一半的*豆，一角再拴根绳子，拽着踢，以减少脚面受力。七十年代食品珍贵，姥姥为了爱我，竟舍得动用了七、八两的粮食。

爱心大如蹄子

姥姥给我缝制的另一个LV大包，也是灰色系的，像个大面口袋，我侧背着它，这个具有超前先锋概念的包，从肩膀垂下、没过膝盖、几乎碰上小腿肚子。真是难为了这位满族孤儿，更难为我这个平面模特，虽然年龄小，也觉着难看，一年级我就是背着这个书包上学的。

姥姥最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是替我拔份儿。小学我们班有27人，男女生各半。大概三年级有一阵，我的人缘不好，被展览馆这一系统的三位女生孤立，后来，北下关地区的几位女生大部分投诚过去，最后还有两个叛变了，只剩下西外大街的我自己。

这种分裂连男生都看出来了。班主任张祉洁老师，特意把男同学叫到办公室，非常负责地了解情况，男同学们告诉张老师，那些女生不对。最觉得那些女生不对的是我姥姥。

期末，我姥姥去开家长会，回来都要转告父母：老师伸出大拇指说咱家小涛顾德。这么顾德的一个学生，回家怎么哭了呢？姥姥问清这些女生不跟我玩儿、我这部分没人的原委后，当即策马去了展览馆，一路打听着，找到领头的一位同学家讨说法。

很快，她便得胜回巢：哈哈哈，一家子南面人，管姥姥叫阿不。我一进去，他们阿不阿不的。那个老太太满嘴上海土话，我一句听不懂！姥姥只顾着笑，忘了她是为了什么而去。

我姥姥就是这样一个清朝满族人，做派努尔哈赤，北京以外全是南面人，但一片冰心待她的外孙女，只是把我教育得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。直到今天，依然需要反思：人家上下学不愿意和我一起走，凭什么让姥姥找上门去呢？

姥姥对他的儿子、我五舅更是格外牵挂。五舅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，国家射箭队解散前接受过几年专业的运动员训练，学习成绩优异，也是一表人才的青年，已经通过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复试，但只能任凭时代大潮的席卷，远赴内蒙古插队，命运从此不同。

每月固定的日子，听到大门口的邮递员喊一声，吴淑芳来信、或者吴淑芳拿戳，我就举着刻有姥姥名字的印章，飞奔出去。每一封来自内蒙古阿巴嘎旗那仁宝力格公社的信和汇款，都拴着一颗母亲的心。

我上学识字多了以后，负责写信封。收到信，姥姥有时先迫不及待地让我念。我记得五舅在信里说，他运交华盖。我不明白，五舅交的这个华盖是什么。从姥姥沉默不语，紧皱的眉头和焦虑的眼神里，我知道五舅不顺，或因婚姻、或难回京。姥姥在发愁送什么礼，拿什么送。

我最深刻的记忆是，每隔几天，姥姥就让我报个属相。她抽完一根烟后说，小涛，你说个属相，我给你五舅算算。然后，我随便说个猴、或者马，她念念有词、表情凝重地举起左手，大拇指点着其他四个手指，每个手指三个关节为一个点，依次往下，先是当前的月份，再数当天几号，然后把十二属相从子鼠丑牛开始，捋一遍。

如果我报的属相，落在食指的三个关节处，预示着我五舅大吉。如果不幸落到小拇指三个关节，特别是最后一个大凶的位置，姥姥便半天不说话，再点上颗烟。半颗烟后，让我重新再来，有时连报三个，直到给我五舅算出好命。

姥姥的这套指法算命术、诸葛亮的马前课对我的影响是，我把天干地支和十二属相背诵得滚瓜乱熟。发展到后来，只要一收到来自那仁宝力格公社的遥远家信：妈及哥哥姐姐妹妹各位家人好，儿好勿念。我就要提前在心里报个属相，先算一卦，记住哪个属相命好，然后等着姥姥开口，再假装漫不经心地随便说一个好命的属相，等姥姥一阵掐算后，期待着她的脸上和眼睛里，露出欢欣的容光。

五舅插队多年，娶了当地一位姑娘，高考恢复后考上内蒙古大学。姥姥对他十分挂念，每年春节前夕，又洗又涮，登梯爬高糊窗户、清扫灰尘，把不多的好吃的留给儿子。年年如此。后几年，体力明显不够了，但投入的强度不减。

五舅大学毕业后留在呼和浩特教书，辗转数年才返回北京。我表妹出生时，姥姥的视力已经比较差，几年后，视网膜脱落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看电视趴在电视机前，紧贴着屏幕。但是，我早晨一睁眼，就看见她在织毛衣毛裤。

一套绿色的小毛衣和小毛裤，从我五舅妈怀孕起，姥姥开始织，一直织到表妹出生。连同一个不吹就卷着、一吹便滚开的纸喇叭和几个玩具，一起邮寄给千里之外的孙女。

姥姥非常要强。姥爷在我出生前去世了。她是家庭妇女，解放后进了扫盲班，认识几百字，我上小学前，姥姥已经把她会的所有汉字全教给了我。她在学习上抓得很紧，从不吝惜对我的表扬。她看不上不劳而获的人，相信勤能补拙，知识就是力量。我每周按照父亲的要求写周记，姥姥要在上面签个字：姥姥，看。

姥姥爱干净，对生活饱含热情，每天早晨打扫庭除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家里一尘不染，把不多的几个茶碗洗烫一遍，一张八仙桌子擦拭干净，自己也打理得整齐利落，才坐下来喝茶吃早点。

姥姥具有朴素的平等思想。她守规矩，但又不囿于陈规陋俗。她反对没大没小，说话你我他仨，野调无腔，常嘱咐我对年长的人必须称呼您，但是，如果我和她开玩笑，姥姥配合得默契十足。

比如我说：姥姥，您赶上了那么好的时代，如果当年参加抗日，或者解放战争，跟着队伍走，现在就是高级干部了，我们也能沾光，多好的机会被您耽误了。姥姥这时会哈哈地笑着用一句话抵挡：我出身苦，在孤儿院，不知道可以参加革命的队伍。

姥姥怕死，最怕躺在床上死不了。她总说，邻居高老太太好福气，站在家门口，一下被车撞死，她更羡慕一号院的王老太太，晚上还好好的，夜里就咽了气，姥姥希望自己同样有那修来的福气。

有几次胃疼，姥姥便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叮嘱我她做好的寿衣在哪里，搞得我很紧张，抓着她的手不放，生怕我一松手她就死了。有一阵，我偶尔在马路上，看到救护车呼啸而过，便担心姥姥，回家一看，她正在生龙活虎地蒸馒头，房间里冒着腾腾的热气。

姥姥去世二十七年多了。当年如果让她讲讲过去的故事、和从前的生活该多好。背诵了书本上那么多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，在我看来，姥姥才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有血有肉、实实在在的具体人物，值得并需要她的晚辈铭记。她的心中有责任，她的爱在我身上，我也会把这份爱与责任延续下去。

醋后感：封建迷信不要搞，大神不要跳。但最近一位学长说：什么命格，适合写什么文章。他问了我的生日，给批了个八字：能写出厚重的贵气文章。努力！

我就信了。

西什库天主教堂、猪蹄羊拐、烙铁棉窝的图片来自网络。致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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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梦得中场休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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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梦得拍片记（1）

美醋，本名刘羽涛。50岁开始“闯作”，有志于喜剧小品，在36楼创作社非常开心。退了大部分